昨天在空荡荡的Cherry Lane，一个十分简陋的平房电影院里，嚼着免费花生，就着免费农夫山泉，看完了向往已久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用抽丝般的节奏很平静地讲述了一个国中生的悲剧——教条的亲情、纯真的友情、青涩的爱情——各种感情矛盾的交锋。整个电影的色彩是六零年代的昏暗，猫王悠扬的歌声衬托出了青春的残酷。

      片长237分钟，缓释的针剂把社会的真实一点一点注入我的血管。这是杨德昌的风格。他不会像Lars von trier的《Danser in the dark》和《Dogville》那样，用类似“发条橙”里面的办法逼迫你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接受大量的人性阴暗面和最惨不忍睹的现实。

      一个电影能传达出很多东西，每个观影者的背景和阅历不同，牵动最剧烈的神经也会不一样。午夜时分走出Cherry lane，同行的好友对电影的赞美在于镜头的转换和角色的设计，而我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则是小明和小四最后的对话：

     “小四：小明，只有我知道你，只有我能帮你，我是你唯一的希望。
　　 小明：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以改变的…… ”

      当爱成为了一种改变他人的欲望，这场故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人是会改变的，好比小四可以在短短一年里从优等生变成杀人犯；但是人不是能够简简单单被另外一个或几个个体改变的，而是被他的整个世界揉捏、塑造。

      高二学年末的语文考试，老师给了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写一篇对话体的文章，记录你和你的一个至少两年未见的朋友在街上的偶遇。我当时的主题就是关于人的改变——听我的朋友讲述她曾经最好的朋友从一个乖乖女变成小太妹，吸毒乱伦混迹江湖直到14岁锒铛入狱的过程。那个时候自己还不知道杨德昌的大名，也就不用说《杀人事件》这部电影，但是内容却是惊人的相似。我还记得自己文章的首段，她开门见山地问了我一个问题：“人真的会变么？这世界会变么？”我支吾着说：“也许吧……为什么要问这个？”

      那个时候自己还是很单纯，面对这样的问题会说：“为什么要问这个？”高中时代的自己不会像两年之后不停地问这样的问题，更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愚蠢尝试去改变一个人。现在的自己再回忆这些，会觉得大学里的自己是一个小四一般的理想主义者，继续单纯，不过由于周围世界的复杂化而跟着复杂了一点点，不过依然天真和充满幻想。我无法理解他们极为现实的思考方式。然而解开心结的方式，我采用了充满摇摆的妥协，小四采用了毁灭。

 

      当然电影里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角色与细节。比如将理想寄托于音乐的小猫王，人性转变的滑头、从刑警总署出来的父亲与母亲在食品店的巧遇……这些东西不是只看一次就可以讲述完全的，如果再有地下电影院放这部电影，我一定还会再去。